報導：涂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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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也許毒，但有時不及世間的冷言冷語、惡意排擠或過度同情來得令人難受。
所以有人千方百計隱瞞自己的病歷；有人想瞞卻瞞不住。
李強和加瑪麗婭（Jamaliah）選擇了坦然面對……
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愛滋病規劃局倡導，個人有對自己的HIV檢測結果保密的權利，而且HIV檢測應當自願，人們有權拒絕檢測。
在知道自己感染HIV以后，向自己的性伴侶坦承自己感染HIV是一種基本責任。除此以外，HIV感染者有對自己的病情保密的權利。
然而，事實上，HIV感染者在許多情況之下，並沒有辦法對病歷保密。
李強曾經是個藥物濫用者，因為共用針頭感染HIV。后來他接受美沙酮療法（Methadone）減輕對毒品的依賴，在接受長期HIV治療后，身體狀況良好。
但作為HIV感染者，加上曾經濫用藥物坐過牢，過去他不管去到哪里求職，都受到歧視。
重新投入社會
“很多公司在聘請員工之前，要先看員工的健康檢查報告，比如當保安一定要HIV檢測，只要人家知道你有HIV，加上坐過牢有案底，就不會雇用你。”
根據他自己的經驗，就算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公司的人也會先入為主帶著有色眼光看你。
“公司不見東西，同事馬上會懷疑你，認為你有HIV，你吸過毒，一定是你偷的。”
身為過來人，他奉勸年輕人，千萬不要觸碰毒品或軟性毒品，只要走錯第一步，就很難有回頭之路。
他花了很長的時間才重新投入社會，目前是粉紅三角基金會（PT Foundation）的義工。
目前他已跟HIV相安無事共處22年，今天的他，對自己吸過毒和感染HIV的事，都坦然面對，對外人也不隱瞞。
但很多外人一旦知道他身上攜帶著HIV，看他的眼光就會變成不一樣。
李強是他的真實姓名，他說：“你寫真實姓名就可以。”
“別人知道就知道，要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現在我正正當當在過生活，這是我自己的生活不是別人的生活。”
公平受雇知易行難
在歐美國家，HIV感染者工作權益的問題長期受到關注，例如美國各州都有相應的地方法，保障HIV感染者的就業權利。
一旦有HIV感染者在職場上受到不平等對待，事情往往會鬧上法庭，引起社會關注。
我國目前為止並未挑起HIV感染者求職面對歧視的法律課題，然而，這不意味著我國所有HIV感染者均受到平等對待。
儘管國際勞工組織倡導，在招聘或續聘員工時，HIV檢測不應該是必備的條件。
從公共衛生角度來看，任何國家或機構，沒有必要限制HIV感染者居住、旅遊、工作、就學等，對HIV感染者權益的任何限制，都屬于歧視。
不過，許多國家依然以保護國家免受傳染病襲擊及避免加重公共醫療負擔為由，強制規定申請工作證、居留證和移民的人，進行HIV檢查。
我國許多公司在聘請員工時，也會要求員工進行HIV檢測，不過甚少HIV感染者會為此發聲。
粉紅三角基金計劃經理（跨性別部門）妮莎（Nisha Ayub)說：“如果公司有相關規定要你檢測HIV，雖然你有權利拒絕，但是公司通常會用其他理由拒聘你，而你不會知道真正的理由。”
吉隆坡信心協助中心創辦人鄒旭雲也說，雖然我國法律保障HIV感染者平等就業機會，但是一家公司雇用或拒聘一位員工，沒有一定的通用標準，公司可以各種理由拒聘一個人，並不需要以你是HIV感染者為由。
“大部分HIV感染者，會放棄那些要求員工進行HIV檢測的公司，而加入那些沒有要求員工做HIV檢測的公司上班。”
成人成見影響兒童
2006年，加瑪麗婭為當時6歲的兒子報讀幼兒園，她坦承告訴校方，自己的小孩在母胎感染了HIV。
雖然我們知道HIV感染的途徑（性行為、共用針具、輸血、垂直感染、哺乳），但是一般人跟感染者一起上學、吃喝、遊戲，並不會傳染HIV。
再說，她的孩子從小就已經被教導，跌倒流血時應該如何處理傷口，絕對不要接觸其他人，保護身邊的人免受感染。
“但意外的事情很難說，我不希望發生任何意外，影響其他小朋友，我要保護自己的孩子，也要保護其他人的孩子，所以，我就告訴校方我的孩子是HIV感染者。”
然而，她的坦承，換來校方拒收她的孩子。
當時一位老村民站了出來，跟村里的人說：“我是鄉下人，不懂什么是愛滋病，但這件事如果發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我的孩子不能上學，我會很難過。”
他說，很多人得了愛滋病都不會說出來的，可是加瑪麗婭說出來了，她是為了自己孩子的安全和其他孩子的安全才這樣做，為什么不能讓這個孩子來上學？
在醫生、非政府組織、一些村民的協助之下，最后是縣教育局發信給校方，指示校方接收她的孩子。
現在她的孩子已經13歲，她總是教育自己的孩子，跟身邊重要的人坦承自己是一位HIV感染者。
學校的師生都知道他是HIV感染者，他過著一般校園生涯，同學們、好朋友一樣跟他玩在一起。
“小孩之間其實不在意你是不是有病或什么身分地位，有成見的往往是成人，當家長對HIV感染者有成見時，他們的孩子才會有成見。”她說。
加瑪麗婭：學校無權拒HIV孩童上學
加瑪麗婭表示，今天還有一些學校在家教協會的壓力下，拒絕錄取感染HIV的孩童。
“這些孩童有些來自HIV收容所，他們就算想隱瞞自己的身分也不能。”
這種事情並非發生在鄉區，而是發生在教育水平普遍比較高的城市地區，她說，許多家長，對HIV抱有偏見，這跟他本身的教育水平沒有關系。
許多家長因而沒有把感染HIV的孩童送到學校，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有上學的權益，也不敢為自己的孩子爭取權益。
大馬在1995年採納《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簡稱CRC），承認兒童與成人一樣，擁有和平、自由及法律上的權益。
感染HIV的孩童，享有跟所有孩童一樣的保健、教育、醫療及其他社會和護理服務的權益。
她要求記者一定要把這句話寫出來：“每個孩子都有就學的權利，學校不能拒絕HIV感染者上學的權益，家長應該送他們的孩子去上學。”
受不了壓力自動放棄
粉紅三角基金長久以來從事HIV感染者的關懷工作，除了提供無家可歸的HIV感染者，有個歇腳的地方和基本食物，他們也致力推動HIV防治、醒覺運動，並提供輔導、爭取權益等援助。
妮莎表示，確實有許多人因為感染HIV，在求職、升學時面對許多問題。
“曾經有一位學生，獲得獎學金進大學，但大學規定做體檢，我們的律師跟進他的事件后發現，如果他拒絕接受體檢，就必須放棄這筆獎學金，因為這是那所大學的規定，我們無法通過其他方法協助他。”
這位學生為了避免病情洩露，選擇放棄這筆獎學金。
許多HIV感染者在透露自己的病情以后，通常會面對很多問題，導致許多人情願放棄升學或工作上的大好機會，也要千方百計隱瞞自己的病歷。
她說，有時候未必是公司逼退你，職場上守不住秘密，你可能只告訴相關人士你有HIV，可是馬上就傳遍整間公司，不管你走到茶水間、廁所，都有人對你指指點點。
“一些HIV感染者並不是被公司辭退，而是因為承受不了這種壓力，自己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