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許雅玲
圖：劉金富、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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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時任首相署部長的拿督斯裡納茲裡強調，他手中握有的數據更加嚴重，大約逾5000宗。這還不包括已發生但未投報的案件。
前不久，婦女援助中心（WAO）援引數據指出，每15分鐘，便有一位大馬女性被強暴。
惟有將強姦犯繩之以法，才能讓罪犯卻步，女性安心！
警方于2006年接獲的強姦案投報之中，只有一百多宗被提控上庭，當然，成功入罪更遠遠低于“100”這個數據。為什么我國強姦案的投報率和檢控率這么低呢？
“種種原因不能檢控入罪。首先，強姦案受害者錯誤認為被強姦是一件羞恥的事，她害怕社會人士會以‘你不檢點才會被強姦’的眼光來批判她，不敢站出來為自己討公道。”黃玉珠律師說。
即使受害者勇敢出來投報，或者是有人目睹犯罪而報案，受害者要面對施暴者，回憶和複述經歷，以及讓醫生檢查，這些對受害者而言都是恐怖經歷，尤其是一旦案件並非由女查案官負責。所幸，警方已有改進──讓女查案官負責強奸案。
無法承受壓力，選擇不出庭
“投報后，也有受害者因為不想承受審問的難堪，或者遭加害人威脅，又或是家人警告家醜不可外揚，造成受害者不願配合警方的搜證工作，無法將加害人控上法庭。”
即便成功將強姦案帶到法庭審理，被告的辯護律師會想盡辦法讓原告難堪，或者百般為難原告，比如說，翻查原告的過去。而在多數原告和被告相識的案子中，原告無法承受難堪和壓力，選擇不出庭，不合作或庭外和解，以致案件無法如期進行，令被告逃過懲罰。
曾經有宗強姦案，被告是一名警官。被告帶著原告出外晚餐和兜風至深夜，到了某處，就在車上強迫原告和他發生性關係。辯方以原告的表現，指她行為不檢和自願來讓原告難堪：“三更半夜，你不回家，難道還希望被告帶你去教堂嗎？”
強姦犯繩之以法，須具兩要點
要將強姦犯繩之以法，必須具備兩大要點：（1）原告非自願，以及（2）原告有被性侵犯的跡象。
“姦殺案中，死者無法開口說明本身非自願。那么，控方須有力證據來證明被告在沒有獲得死者的同意下強暴死者，比如死者身上有反抗的瘀傷，以及私處受傷破裂。”
王麗涓姦殺案中，除了死者身上有被告的精液，死者有被強暴的跡象，加上有CCTV拍到被告出現在案發停車場，沿途還被目睹載著受害者……100%的證據均指向被告，控方才成功將被告繩之以法。
“讓強姦犯繩之以法，婦女一定要有所醒覺：沒人能侵犯我的身體！”她強調：“實際上，除了嚴法重典，只要家庭和學校認真推行性教育，便能協助建立和諧與尊重的兩性社會。可惜，政府常以缺乏師資、國情不能接受等諸多理由，拒絕在校園推行性教育。”
缺有力證據逍遙法外
包括朱玉葉在內的刑事案件，到底哪個環節出錯，才會敗訴？
黃玉珠說：“控方因為死者身上有被告精液，現場有類似被告的黑色車子出現，就控謀殺，這太草率。除了證據薄弱，加上相隔7年，不管直接或環境證據，都難以取獲。要證明被告謀殺死者，會是艱辛無比的任務。”
任何在證據不足的提控，往往無法成功定罪，對受害家庭是再一次的打擊，站在社會教育和警戒的角度，總檢察署提控被告，是正確的做法。
“一些引起重大關注的刑事案件，明知證據不足沒法定罪，總檢察署還是提告；這是為了給予受害者家庭和社會一個交代、一個訊息。並且，提告讓被告不好過，這可警戒有意圖犯罪的人士：法律不會放過你。”
無疑，社會輿論是“有力”逼使執法單位採取行動的管道。可是，因為同情受害者家庭，輿論不斷給予他們虛假希望，鼓勵他們鬥爭下去，卻是有待商榷的做法。畢竟司法審訊，要從法律程序、証據和法律原理來下判。也因此，法律界有個格言：寧可放過99個可能有罪之人，也不會錯殺一個好人。
“其實，社會人士可以組織起來，抗議罪案率飆升及警方辦案效率差勁，要求改善，避免發生更多類似案件。”她強調。
臨場表現左右審判
黃玉珠坦言，社會輿論對強姦案有太多似是而非的印象，只是因為不了解法律程序。
黃玉珠說：“刑事案件需要很多方面配合。首先，便是警方的調查和搜證。當警方把資料、證物、口供收集妥當，呈交主控官審查后，便要由總檢察署做出指示，是否進行提控。”
假如主控官認為調查不理想，証據不充足，他可以要求警方重新調查；假如他認為有相當把握，便會發出提控證書。案件帶上法庭后，就要看原告和證人的表現：有沒害怕或其他因素而說錯話。法庭會傳召證人，提呈證物，審理下判。
“刑事案包括強姦案，定罪的法律要求非常嚴格。在庭上，特別是證人，會因陌生及嚴肅的環境、害怕見到被告，或者辯護律師嚴密冗長的盤問，極大可能膽怯而講錯話。”她說。
姦殺案中，死者無法開口說明我非自願。要是沒有直接證據，比如說有人目擊犯罪或者犯案被拍下，便要靠環境證據來證明被告使用暴力強姦死者。沒有100%證據，法庭無法宣判被告有罪，這可能不符合社會期待，但並無司法不公。
自由裁量權掀爭議
大馬刑事法典第375（g）條文闡明，任何人和年齡16歲以下的少女發生性行為，不論對方願意與否，都屬于法定強姦罪。一旦罪成，可面對不超過20年監禁，另加鞭笞。
遺憾的是，截至去年9月，國內先后發生法官在審理法定強姦案件時，實行自由裁量權（Judge’s power of discretion），讓被告獲減刑和輕判。
其中，馬運會保齡球前州手諾阿茲扎的法定強姦案中，上訴庭基于被告擁有光明前途，維持地庭的守行判決，以便讓被告改過自新。另外，電氣工友強姦未滿13歲小女友案，檳城地庭基于被告尚年輕，做出守行3年和罰款2萬5000令吉的裁決。
兩起判決引起民間強力反彈，政府因此承諾將立法禁止法庭在法定強姦案中實行自由裁量權。
另一最令民間憤怒的是：法定強姦案被告，以結婚為理由，逃脫法律檢控的行徑。
“刑事案件，包括強姦案，只要原告（包括被告）給予好的理由，均可申請撤銷控訴。”黃玉珠說：“今年年初，沙巴亞庇一名被控法定強姦的40歲餐館東主，便在審訊過程中，突然迎娶13歲受害者，誘導原告家屬要求撤銷案件。〞
由于案件引起全民公憤，總檢察署特此聲明：不會撤銷此案。不過，由于案件首要證人，即受害者將會拒絕供證，總檢察署必須依靠其他證據，來證明被告有與受害者發生性關係。
設IPCMC提升辦案效率
黃玉珠強調，“我們要‘獨立警察投訴與行為不檢委員會’（IPCMC）！”
過去數十年，不管是“警察調查方面出現問題”，抑或表現不符準則，都沒法問責。這是因為，到目前為止，政府單位的員工違反紀律，就只能由內部做出處分；要是內部不採取紀律行動，違紀的員工都會沒事。
朱玉葉命案發生數個月后，警方根據調查線索，扣留吉打州一名拿督的兒子沙里爾協助查案。不過4天后，沙里爾便潛逃到澳洲。6年后，沙里爾過境雪邦吉隆坡國際機場被捕。
不只朱家，相信全國人士均會質疑：“作為謀殺案嫌犯，沙里爾怎么可以獲得警方的保釋？讓警方錯失好好調查他的機會。這一點，警方需要給予一個合理、令大家都能接受的說法。”
因此，大馬亟需成立“獨立警察投訴與行為不檢委員會”，讓獨立的委員會不受外力影響，調查警方人員違紀行為。同時，讓公眾也有一個地方投訴違紀政府人員。這樣一來，警方才會有所顧忌和約束，辦案效力才有望提升。
職業和私生活非關鍵
一些強姦案的受害者擔心：我的職業或私生活習慣，會不會導致法庭不信我被強暴？
“法庭不會也不允許因為原告的職業產生偏見。即便是性工作者，只要她不同意和被告發生性關係，這便足以構成強姦。”黃玉珠說。
原告的職業和她的私生活，不是強姦案定罪的關鍵因素，最重要的是：原告是非自願，並且，醫藥化驗報告和原告口供一致：有性侵犯跡象。法庭會依據法律程序、呈堂證物和傳召證人，依法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