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首禁體罰 各國跟進仍有爭議(第1篇)

報導：潘有文　
圖：受訪者提供、互聯網

體罰與否各國態度大不同

　越來越多國家禁止體罰，但也有國家計劃解禁，以及仍然有國家支持體罰。
　以下為對體罰持不同態度的（部分）國家：

一禁到底，不能體罰

　瑞典、烏克蘭、奧地利、挪威、芬蘭、德國、丹麥、冰島、羅馬尼亞、烏拉圭、肯尼亞、波蘭
　
禁止體罰，但越來越多人要求解禁

　日本和英國
　
體罰才是道理

　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韓國、澳洲
　
北歐國家瑞典的小孩簡直是小皇帝，父母和老師碰不得他們一根汗毛。

　自1928年開始，瑞典教育界已不能體罰學生，但並未禁止父母體罰孩子；直至1975年，發生一起父親虐待孩子事件，促使該國政府決定立法全面禁止體罰小孩。

　當年，一名父親體罰年僅三歲的孩童，最后造成后者重傷，開庭審訊時引起瑞典社會關注。

　由于當時未禁止父母體罰孩子，法官宣判該名虐兒的父親無罪釋放，激起瑞典人的怒火，該國政府于1979年全面禁止體罰。

　大馬人在瑞典體罰孩子遭控告一案，已于本月18日開審，為期14天；根據該國過往父母體罰孩子的案例，該對大馬父母一旦罪成，或將監禁至少9個月，同時將被罰款，或者被驅逐出境。　

　瑞典全面禁止體罰超過30年，許多有意禁止體罰的國家，都以瑞典為藍本；但是，也有一些國家禁止體罰后，又再有條件開禁。

　英國于1998年禁止學校體罰學生，但法律生效后，學生的紀律問題惡化，社會開始出現“解禁”的聲音。

“工具”依據標準

　2006年，英國政府終于有限制開禁，賦予該國教師權力，懲戒不守紀律的學生；但是，懲罰孩子的“工具”，例如鞭子或皮帶大小，必須依據地方教育單位設定的標準。

　此外，8歲以下兒童禁止體罰，只能鞭打8歲以上小孩手心3下，鞭打男生臀部最多6下。

　日本方面，二戰以后就禁止學校體罰學生，但日本教師在管理學生上深感吃力，有不少老師因而不管禁令使用輕微體罰，因此每年都有一些教師面對教育部調查，為體罰學生付出代價。

　雖然體罰小孩與否仍有爭議，但越來越多國家有意向瑞典學習，例如南非和澳洲就有許多非政府組織積極向政府施壓，希望政府禁止家長在家體罰小孩，因為他們認為體罰讓小孩受到皮肉之苦，也會影響他們的心靈。

　在大馬，政府曾于2006年禁止校方鞭打學生，但于2009年撤除這項規定，允許校長或任何獲授權的教師執行體罰。

　至于家長方面，大馬至今未有禁止家長體罰學生的條例，但如果過度體罰變成虐待，或在2001年兒童法令下被控。

　兒童擁有人權，但若不妥善處理不守規矩的小孩，將會衍生許多問題，使用體罰正確與否，相信依然是許多父母和教師頭疼的問題。

★小字典：

瑞典禁止體罰進程：

1928年，禁止中學體罰學生
1957年，禁止照護小孩者體罰小孩
1958年，所有學校禁止體罰
1979年，全面禁止體罰
　
大馬人在瑞典體罰孩子遭逮捕過程：
　●2013年12月18日，瑞典警方逮捕4名小孩的父母──阿茲祖和莎娃蒂
　●基于瑞典法律，調查期間不得假釋，兩人被捕后一直遭警方扣留。
　●2014年2月18日，法庭開始審訊。

瑞典開先例父母失教養自主權

　在瑞典，以任何形式體罰小孩，都可能面對牢獄之災，即使是旅居的外國人也不能倖免。

　“瑞典以法律禁止體罰，這是當地法律，（我們）在當地就需要小心。”大馬註冊心理輔導及督導師鄭明輝如是指出。

　但是，如果從心理學角度來看，他認為瑞典和一般歐洲國家的做法較為極端。

　在他看來，瑞典禁止體罰的做法，在某個程上已使父母失去教養孩子的自主權，孩子過度擁有自主權，已影響整個社會的心態與關係。

　歐洲人認為小孩在家和學校，都不應該體罰，把體罰和虐待劃上等號，鄭明輝相信這是歐洲人一切以人權觀點為主，對體罰存有偏見所致。

　東方人和西人在體罰認知上南轅北轍，東方人過度體罰，西方人鄙視體罰。

　但是，鄭明輝指出，從愛的角度出發，體罰不一定等于虐待，借著愛的體罰，一切都是為了使孩子變得更好。

立法禁體罰社會需更高成熟度

　以教育聞名全球的另一個北歐國家芬蘭，與瑞典同樣禁止體罰，但在社會思想層面上，略勝后者一籌。

　該國人民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成熟，以及父母和孩子的家庭關係良佳，即使執行禁止體罰的法律，卻不會使得父母使去教養的自主權。

　“芬蘭非常不一樣，他們從撫養到教育，皆自成一格，而且從小鼓勵孩子獨立思考。”鄭明輝表示，一個社會有這樣的成熟度，才能使愛與管教並存。

　換句話說，瑞典缺乏的正是這方面的條件，對孩子的愛與管教，只能以法律處理，無法找到一個平衡點。

　反觀大馬，如果實行禁止體罰的法律，鄭明輝相信將會出現許多問題；在社會人士的思想還不成熟時，推行這類法律只會激起更多爭議，制造更大的矛盾。

矯枉過正恐弊多于利

　瑞典超過951萬人口中，共有200萬名兒童，但成年人對這些小孩敬若神明，不好好對待小孩，隨時吃上官司。

　因此，當學生在上課時用手機傳短訊或打電話，老師不敢沒收手機，不然家長到校投訴老師侵犯學生權利，后者可要吃不了兜著走。

　瑞典一些專家已開始反思這種社會現象，斯德哥爾摩丹德醫院（Danderyds Sjukhus，瑞典語）精神病房主任伊柏哈特（David Eberhard）出了一本書，名為《小孩如何奪權》（How Children Took Power），探討這種情況。

　對他來說，不適當的體罰小孩固然不對，但是過于保護小孩，無疑是矯枉過正，這將影響父母教養的成效。

　他表示，父母不敢適當懲戒小孩，以便給予指導和糾正，當小孩長大成人后，未能為生活做好準備，出現焦慮失調或自我傷害的問題，對整個社會弊多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