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許雅玲
圖：攝影組、本報資料中心、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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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大人說，大學生不值錢，他必須責怪本身競爭力不如他人，而不是指責雇主只願支付低薪。
對此，檳城韓江學院名譽院長拿督謝詩堅博士、拉曼大學媒體系講師孫天美和資源經濟財務分析師潘力克，不約而同坦承：大學生自己確實沒做好就業準備，態度、技能和表現差強人意。
要不到高薪，大學生責無旁貸。不過，這也不能全怪大學生，歸咎起來，還是國家政策的錯！
“我面試的大學生，大多數沒有責任感。即便簽下聘書，還可以爽約，甚至，連‘我不來上班’這句話，都不通知你。”潘力克說。
超過半數的求職大學生，個人資料準備不齊，甚至，他們干脆把應聘上一份工作的資料帶過來，連錯誤都懶得去改。
“他們根本不懂應聘職位的工作需求，純粹心想：我一把獵槍打出去，隨便打中一個都行。這種求職態度，怎能讓雇主有信心聘用他們？”
說回大學生的軟硬實力，最讓雇主印象深刻的還是：不管書寫或對話，職場英語能力差！
關于學識方面，金融經濟系畢業生不會計算現金流，這足以讓面試者瞠目結舌。
“我遇到的大學生，有傑出表現者為零，都是勉強合格。假如不聘用他們，上司便要做完百分百的工作，聘用他們，至少可減少一些工作量。”他苦笑。
攸關國家經濟結構
回看從前，互聯網還未普及的年代，大學生的求知欲較強，他們會主動追求知識，了解問題，思索答案。
“現代大學生，學習意願低，上司請他找個資料，馬上面有難色：我不懂怎么找。或者，找資料方式出錯了，便說：找不到。就算上網找到龐大資料，也不懂得辨別資料真偽。”他說。
當然，大學生能力低，自然起薪低。但這不能全怪大學生。歸咎起來，低薪是國家經濟結構問題。
在勞力市場，薪資和生產力相稱。生產力又由工作所需要的技術難度來決定。具體來說，科技、醫學、會計、工程等領域的生產力，必須由專業人士來負責，普通技術勞工難以取代他們的工作，因此，雇主願意支付他們更高的薪資。其他一般領域，只能領一般薪酬。
“獨立半個世紀，大馬仍處于中低價值鏈，著重利用低價勞工生產初級產品，結果是：外勞拉低大馬薪資！假如政府無法推動高收入性質領域和工業，創造高價值服務，便無法帶領國民達致高收入目標。大學生不值錢，將持續循環。”潘力克還是苦笑。
填鴨式教育扼殺大學生創意
謝詩堅、孫天美和潘力克，不約而同強調：我國填鴨式的教育制度，無法栽培出獨立和有創意的大學生。
就連國中老師亦坦言，現在的高考（SPM和STPM）水平，比1970年代低了兩成，但拿A的門檻卻變低。加上為了普及大專教育，只要高考成績有5個優等，並且付得起學費，資質平庸的學生都能入讀大學。
畢業后，雇主要“一”，平庸的大學生便跟著手冊做出“一”，不會創造“一”之外的驚喜，這讓雇主覺得：既然不必做決策，請個高中畢業生，讓他們跟足手冊做事即可。
潘力克透露，“基礎不強的大學生，如果沒法在大學期間增強學識和能力，畢業后，自然無法和其他大學生競爭，結果高不成低不就。假如自覺能力高，他們會在最高學術欄上自動降低資格，以求符合工作。”
“學生水平下滑，和師資水平下滑是對等的。一些著名大學的教授，學術水平平庸，如何冀望他們教導出具競爭力大學生？”他說。
過度保護年輕人難自立
為人師表的孫天美說：“現代父母過度保護子女，他們覺得：我們苦過了，不能讓子女吃苦，一定要讓他們過上最好的生活。”
子女要買名牌球鞋，大馬父母只有兩個反應：要嘛買，要嘛不買。換成歐美父母，他們會答應子女：我可以贊助一半，另一半你自己想辦法解決。西方子女的解決方法，便是打工存錢。
大馬父母過于保護子女，造成孩子沒有機會面對挫折，不懂得承擔任務，或者學會和他人協作相處。甚至，子女惹出一堆麻煩，都是由父母去收拾殘局，造成子女遇到問題時，都不會絞盡腦汁去解決問題，只會鑽牛角尖。
謝詩堅補充，“職場上，公司只準備支付千多令吉起薪給平庸大學生，這還不如高中畢業生的薪水。這些大學生，就算不工作，還是有家人養，不滿意薪水，干脆不工作。”
無法培養獨當一面人才
謝詩堅表示，我國在培養人力資本的努力上，算是“失敗”，因為無法培養出能夠獨當一面的大學生人才，以應付企業公司的人力需求。
“目前，大馬大學生人數太多，不過，因為文科畢業生多，他們都無法擔任科學、軟件、硬體、高科技領域的工作，必不可免讓外國投資者覺得：大馬科技人才，達不到我們的意願和專業需求！”
不過，我們也不必妄自菲薄：大馬的大專院校，還是栽培了不少人才。只不過，個別的大專學府，有不同的側重領域，不管是側重美術設計，還是專注資訊工藝或多媒體技術，均可為業界提供特定人才。
實際上，每年有約20萬名大專院校學生畢業，但政府只能提供一部分工作空缺，當不了公務員的，只好往私人企業求職。而在現實商業環境下，就算有一紙名校文憑，倘若能力達不到雇主要求，仍會被拒門外。